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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參考】北大校長:第四次工業革命與研究型大學的轉型

            發布時間:2018-12-28  瀏覽次數:32

            近年來,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量子科學、結構生物學、腦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很多行業的業態,從德國提出“工業4.0”概念以來,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論斷層出不窮,人們把這次變革看成繼蒸汽機、電力、計算機之后又一輪生產力的飛躍。甚至可以說,自計算機發明以來,這次以數字和計算能力驅動的革命,可能已經將從農耕時代、工業時代走來的人類推向了新的數字時代(或稱作信息時代)。根據國家信息中心今年發布的《2017全球、中國信息社會發展報告》,全球126個樣本國家中的57個國家已經進入信息社會,到2020年,我國將整體進入信息社會的初級階段。信息的數字化已經給人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帶來了并將持續帶來根本性的變化,不僅將改變工業生產的形態和商業運行的模式,更可能對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深刻的變革。
              教育行業的歷史樣態也在不斷變遷。農耕文明時期,教育是存在于統治階級精英階層的古典人文教育,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和中國的孔子都是這種教育樣態的典型代表;隨著工業文明的到來,現代教育開始出現,大學成為批量化產出高水平專業型人才的培養基地,而技術革新對知識更新的需求又催生了研究型大學這樣一種典型的現代大學樣態,使得研究型大學不僅成為知識精英的培養場所,也成為知識創新的基地;而隨著數字時代的來臨,計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使得工業生產進入云端定制化階段,人類的知識更新進入快速迭代時代,人工智能的出現讓人們進一步反思人類的獨特價值,基于這些背景,教育、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高水平行業精英教育,也將在可預見的未來進入到一種全新的狀態。
              信息資料的開放性和易觸達使得高校和知識精英階層對信息資料的占有和壟斷不再成為優勢,信息的爆炸、碎片化和快速迭代使得基于現有固定知識架構的傳統教育模式不再能夠滿足社會需求。數字時代需求的人才是終身學習的學習型人才。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日益精進,越來越多可以被數字化的重復性勞動將被更高速、更低廉、更耐久的人工智能替代,而傳統教育通過對知識與技能不斷的重復和記憶批量化培養的同質性專業技術人才缺乏成本優勢。數字時代需求的人才是個性化和凸顯人類自身獨特價值的創造型人才。
              云計算與云分包帶來的分工進一步細化和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生物學碰撞所產生出來的巨大創造力將使得知識融合和跨界合作成為更常見的業態。數字時代需求的人才是開放、包容、合作的復合型人才。
              與此相對,我們可以預見在工業時代承擔了專業精英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的研究型大學需要完成什么樣的轉型。
              數字時代的研究型大學將成為“開源”的平臺。與數字時代的企業、工廠、醫院一樣,數字時代的大學與人的關系不再是一對一的隸屬關系,而更多是多對多的開源平臺。教師(研究人員)將可以實現“多點執業”,通過將教育資源和研究信息接入平臺,去跨越時空、專業地開展知識傳授和創新研究;學生的學習資源也來自更廣闊的平臺,他們和知識、教師、校園都更可能進行多元的接觸,開展“定制化”的、“個性化”的教育。而大學作為一個優質平臺,不僅應當充當優質知識資源的提供者,也要使師生可以通過平臺實現點對點的連接,而不是固化在傳統的院系、專業或師承脈絡中。
              數字時代的研究型大學要“回歸”人文價值。人類區別于數據驅動的人工智能的寶貴價值就在于獨特的人文精神,從這一意義上說,這是經歷工業革命專業技能人才培養時代后大學對人文價值的一次回歸。而數字技術也將為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的個性化提供充分的可能性。當然,數字時代面臨的新的倫理和價值困境也為大學的研究和人才培養提供了新的、重要議題。同時,這種開源也意味著時間、空間的開放性和對傳統知識壁壘的跨越性。與此同時,應用驅動型的產業界創新模式更能夠與快速迭代的數字時代創新節奏相匹配,與之相對,大學在創新體系中的角色更體現在基礎性的、人類大腦深處的根本性問題,并作為一個開源平臺,為業界創新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和力量。
              數字時代知識的開放性和易獲取性并不會徹底消解大學的存在價值。但是,研究型大學必須正視時代變革,重新認識自身的定位和使命,著眼長遠,積極投身一場“開源”與“回歸”的自我革命。(原文刊于《學習時報》2018-12-19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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